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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唐代有一個著名詩人叫王之渙，他那首“黃河遠上白云間”的《涼州詞》極有名。但唐人薛用弱《集異記》把王之渙寫成“王渙之”，也有的寫成“王奐”。到底這位詩人的名字中有無“之”字，是“之渙”還是“渙之”，頗引得文學研究者爭論不休。

　　再如晉代書法家王羲之，諸子七人分別名為獻之、凝之、操之等，全帶“之”。不僅如此，其孫輩以下也有很多人名中也有“之”。據(jù)研究者統(tǒng)計，羲之家族五輩人中共有七十二人名字中帶“之”。這在重避諱的古代社會，是很難理解的。

　　一位著名史學家認為，王氏家族信道教，“之”是道教的標志。此說不確。事實上，早在道教產(chǎn)生之前的先秦時代，人名中就多有帶“之”“施”之類語辭者。如春秋有名曰“介之推”者，《左傳》僖公二十四年：“晉侯賞從亡者，介之推不言祿，祿亦弗及。”其他如《論語》將“孟反”寫成“孟之反”，《孟子》將“孟舍”寫成“孟施舍”。

　　漢代以后依然如此。如漢代有個農(nóng)學家叫氾勝之，他寫了我國古代第一本農(nóng)書《氾勝之書》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農(nóng)家記為“氾勝之十八篇”。但后人引用，多作“氾勝”而略“之”字。如唐人賈公彥“漢時農(nóng)書有數(shù)家，氾勝為上”，宋人《郡齋讀書志》“采氾勝種樹之書”。王羲之家族諸帶“之”者，“之”也都可以省略，如王獻之又稱王獻（《初學記》），王彪之又稱王彪（《太平御覽》引），王悅之又作王悅（《宋書》）等。類似例子不勝枚舉。

　　那么，古代人名中的“之”字何以有加有不加，這個“之”字究竟起什么作用？

　　其實古人早有解釋。如漢趙岐注《孟子》云：“孟，姓；舍，名；施，發(fā)音也。施舍自言其名，則但曰舍。”晉人杜預(yù)注《左傳》云：“介推，文公微臣。之，語助。”這里說的“語助”“發(fā)音”都是指“意內(nèi)而言外”（許慎語）之“詞”，它是只在書面語出現(xiàn)而口語中并不存在的“非口語成分”。也就是說，口語中的人名，是沒有“之”的，帶“之”的只是書面語寫法。

　　在書面語閱讀時，這個“之”字可以讀出來，此之謂“發(fā)音”，又稱“發(fā)聲”。至于“之”于書面語有加有不加，主要根據(jù)作者行文的需要而定。南齊著名文學家顏延之，在蕭子顯的《南齊書·文學傳論》中兩次只稱“顏延”：“張眎擿句褒貶，顏延圖寫情興。”“顏延《楊瓚》，自比《馬督》。”鐘嶸《詩品》序亦如是：“顏延論文，精而難曉。”這幾處只寫“顏延”而略“之”字，就是為了前后對仗的需要。

　　“之”字除了可加可不加，也可顛倒位置。如《顏氏家訓(xùn)》的作者顏之推，亦作顏推之，其實他的名字在口語中只“顏推”二字而已。王獻之口語中稱王獻，書面語中也稱“王之獻”。唐《張節(jié)墓志》中有“王之獻之竹，列在池亭；　陶淵明之柳，蒔于門徑”之語，前一句是引羲之、獻之合書“鵝池”的典故。此處“獻之”倒為“之獻”，也是修辭的需要，以避“之之”連用。

　　楊伯峻先生對此有一個看法：“‘介之推’本名‘介推’，‘之’字是加進去的。《孟子》之‘孟施舍’本名孟舍，‘施’字是加進去的。在古人說話或行文的時候，為圖語句的整齊，聲音的節(jié)奏，可以加一個不相干的字到句中去。”這種理解是正確的。古人讀書謂之“誦”，也就是有節(jié)奏地朗讀，詩歌如此，散文亦如此。但口語是不講節(jié)奏的，故文人為文，必須在口語中加入虛字，以求語句整齊，產(chǎn)生節(jié)奏感。“之”就是最常用的虛字，它在句中只起音節(jié)作用，并無實義。

　　不但人名如此，一些山水地名在書寫時也可加“之”，但口語中則沒有“之”。如《山海經(jīng)·大荒西經(jīng)》：“西北海外，大荒之隅，有山而不合，名曰不周。”可見山的名字是“不周山”。但同書《西山經(jīng)》又加了個“之”，稱“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”。后來《淮南子·天文訓(xùn)》亦稱“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，怒而觸不周之山。”除“不周之山”，《山海經(jīng)》中還有“招搖之山”“岳崇之山”“箕尾之山”“青丘之山”等山名，都是書面語寫法，口語中皆無“之”字。

　　現(xiàn)代學者大多把“之”理解為結(jié)構(gòu)助詞“的”，“不周之山”似乎就是“（叫）不周的山”，而“不周山”就是“不周之山”的省稱。其實誤矣。“不周山”不是“不周之山”的省略，口語中的山名是沒有“之”的。不但古代如此，現(xiàn)代依然如此。地名如此，山水名亦如此。因為地名、山水名是天下百姓口語中的日常用語，所以不可能有只用于書面語的“之”字。

　　北京“天安門”本稱“承天門”，清順治八年重建后改稱為天安門，城樓上懸掛的木匾卻寫著“天安之門”。研究者幾乎都認為“天安之門”是正式名稱，而“天安門”是“天安之門”的簡稱。其實，“天安之門”只是“天安門”的書面寫法而已，“天安門”才是正名。

　　無獨有偶，宋代開封的朱雀門上面的匾額上寫著“朱雀之門”，曾引起宋太祖的納悶，問人：“那個‘之’有什么用？”他不明白百姓口語中的“朱雀門”為什么多了個“之”字。對這個問題，不但武人出身的趙匡胤不懂，有些文人也不理解。朱熹《四書集注》引趙岐注，謂“孟施舍，施是發(fā)語聲”，他的門徒就提出疑問：“有何例可按？”朱熹回答說：“此是古注說，后面只稱‘舍’可見。”并舉例說：“如孟之反、舟之僑、尹公之他之類。”惜朱子只云“古注說”并舉出幾個先秦人名的例子為證，但對“之”究竟起到什么作用，并沒解釋清楚。由此可見，對古代人名中“之”字的“足句”功能，宋代已有人漸漸不理解了。

　　□孟昭連